济南韩语培训基地

     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代表处委托，于2003年7月至2004年4月进行了题为“东亚青年间的对话”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通过问卷调查、访谈、举办教科文组织“世界哲学日”活动等，获得了许多有关参与活动的中日韩青年大学生基于各自文化背景对东亚文化的认同情况及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方面的信息。本文就调研结果做些比较详细的介绍。

　　一般认为，东亚的价值观的主要特征是：重家庭、重社会、重人伦。研究结果表明，中日韩三国青年大学生对基于东亚文化而形成的价值观既有一定的认同度，同时在价值取向上也表现出多样性。

　　首先，三国受访者都有较重的家庭观念。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有34％的受访者认为对自己思想和行为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家庭教育”。其中，中国受访者尤其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比例达39．3％，韩国受访者的这一比例也达到38．2％。

　　在受访的三国大学生中，绝大多数人认为家庭关系是否和谐有序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因此他们非常重视家庭和睦。在访谈中，中日韩学生也都表现出对家庭，特别是对长辈的亲情。一位中国学生说：“应该充分尊重和理解长辈，感激他们的哺育和教养。”一位韩国同学表示：“要感谢、尊敬、爱父母。家里只有一个哥哥，很爱他。”而一位日本学生则因为“父母更多地为孩子考虑，自己却只考虑自己的事情”而感到内疚。

　　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中长、晚辈对新事物的看法和接受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出现了两代人之间是否存在“代沟”的问题。通过问卷调查，总体统计表明有15％的受访者认为“没有”，44．3％认为“有一点”，21．8％认为情况“一般”，只有13．4％的人认为代沟问题“比较严重”。这说明代沟问题虽然存在，但并不构成突出的问题。其中，韩国和中国学生认为代际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选择“没有”和“有一点”的比例分别为50．7％和49．0％，而日本学生中的比例仅为32．1％。在认为存在“代沟”现象的受访者中，把代际之间“观念差异”视为形成代沟最重要原因的比例为62.6%,认为“问题处理方式的不同”为主因的占20．2％。而在访谈中，大多数学生都表示，他们与长辈之间，是通过采取积极的交流和协商来尽可能相互沟通，以解决由于代沟而产生的分歧，而且多数受访者都表示和父母之间有着良好的沟通。这说明三国大学生仍然相当重视维护家庭关系的和谐。

　　中国和韩国的受访者大多对自己国家今后的发展前景持相当乐观的态度。在中国受访者中，对此表示“非常乐观”的占19．4％，“比较乐观”的占56．2％，“一般”的占16％；韩国受访者持同类看法的比例是14．2％、58．8％和19．8％。而且，中韩两国的学生基本上没有对自己国家前途“悲观”的倾向。日本受访者的态度则与此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照，他们中间存在着相当强的悲观情绪，持“不太乐观”态度的比例高达42．9％，“不乐观”的为20．7％，其比例接近六成半。在论及年轻人是否应该为国家的发展承担相应责任的问题时，中国受访者在个人对国家责任方面有着相当强的国家意识，67．1％的人表示要“首先考虑国家利益”；日本受访者则比较强调“看个人自身的发展”，比例为45．9％；韩国受访者则特别重视“个人发展对国家的促进”，选择比例为68．8％。在考虑将来会出国的中国受访者中，有23％的人表示是为了“学习更多知识，将来为国服务”，远高于日韩受访者。在个人如何为国家尽责方面，三国受访者的态度相当多样化。31．4％的受访者认为应该“讲究公德”，20．2％选择“遵纪守法”，15．9％准备“投资创业”，16％要“认真学习”，另有9．9％“准备从政”。其中，中国受访者中有29．8％选择“投资创业”；日韩受访者则特别强调“讲究公德”，其比例分别为43．4％和36．9％，而相比之下，中国只有17．2％，此外，韩国受访者中有31．4％的人强调“遵纪守法”，高于中（15．5％）日（14．8％）受访者。

　　在对目前社会状况的看法上，中日韩三国的受访者对现在的社会道德和风气的满意度普遍较低。在所有受访者中，对社会道德现状评价为“一般”的占40．1％，认为“不太好”的比例是33．5％，评价为“很不好”也占到7．8％；相比之下，认为“比较好”的只有16．7％，而评价为“非常好”的仅有2％。而且，中日韩三国受访者对社会风气和道德状况的评价相对一致，如认为“不太好”的比例分别为32．6％、38．2％和29．6％，评价为“一般”的分别是46．0％、30．2％和43．2％。而且，作为青年大学生，三国的受访者中有61.6％的人认为现今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家庭教育不力”的结果，其中，中日韩受访者的比例分别是60．2％、67．7％和57．1％；另有19．6％的人认为青少年犯罪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韩国受访者中把青少年犯罪归咎于“传统文化迷失”的比例也较高，分别达到11．3％和10．4％，远高于日本的3．8％，显示出他们对传统文化因素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方面所起作用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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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外书摘》